国际关系中的“伙伴关系”是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最初是被用以指代同盟关系的西方话语，以此弥补同盟合作的功能不足。其后延伸至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具体事务。在此过程中，伙伴关系深入外交领域，成为反对强权政治、结盟对抗的国家运用国际合作建立平等亲密外交关系的实践探索。随着伙伴关系全面性和战略性的提升，它开始成为“以长期历史纽带为联结，在多种政策领域中有共同利益、共同认知和目标的外交关系”。当前，伙伴关系的实践模式不断深化拓展，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彼此交织的局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伙伴关系发展国际合作，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并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使之成为超越冷战思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支柱。1993年，中国同巴西建立第一对伙伴关系；2014年，中国宣布已初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2017年，伙伴关系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助力国家深化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截至目前，中国已和93个国家、5个地区及区域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朋友圈”。

中国伙伴关系的本质是外交关系和国家对外政治活动，它体现着中国的对外交往方式和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双向互动。过去若干年来，中国将国际合作框架上升为国家外交框架，以同舟共济作为发展伙伴关系的大方向，与伙伴国围绕双边、地区和国际事务进行积极沟通、合作与协调，以融入—变革—塑造的方式，不断推进了与现有国际体系的互动。

中国伙伴关系继承和发展了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和主张，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不结盟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内涵价值，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

中国外交格局确立了中国伙伴关系的基本框架。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提出“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作为谋求世界和平和中国发展的外交方针。在此基础上，遵循着“睦邻周边，亲近亚太，远联欧美，广交非拉，汇入世界，协和万邦”的外交思路，中国外交逐步形成“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布局框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坚持“立足周边，着眼亚非拉，加强与发达经济体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通过发展多元化伙伴关系和层次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关系，不断深化和优化中国的外交布局。依据十九大报告，中国的伙伴关系包括以下部分：一是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二是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三是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此外，还要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赋予了伙伴关系以历史使命。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促进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伙伴关系将通过深化中国与国际体系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一是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伙伴关系在国家层面探索构建“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二是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他有机组成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深化对外交往中传递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是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认可与支持，促进中国崛起从实力提升向地位提升的转变。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对外交往模式

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路径是建立联系、相互信任、开展合作，最终提升协作。中国伙伴关系通过加强联系寻求共识，增进互信减少误会和分歧，促进合作增进认同，开展协作达成共同发展。中国伙伴关系在主权原则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深化国家间战略共识，不仅在国家层面增进了友好往来，亦在体系层面促进了协调配合。

——中国伙伴关系坚持平等、互惠与共享的基本原则。中国伙伴关系坚持政治平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坚持经济互惠，以科技创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来扩大开放型世界经济总量，在国家共同发展中带动各自发展；坚持安全共享，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保障每个国家的安全，同时也共同分担维护安全的责任。

——中国伙伴关系追求实现共同利益的目标。共同利益让伙伴关系具有可持续的生命力，保证关系发展中能够尊重并符合两国意愿。中国伙伴关系以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建立长期利益关系，以拓宽深化共同利益为交往纽带，立足于双边关系、地区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全局性发展，不断提升伙伴关系的内容与层次，促进与伙伴国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对接，达到利益交融的状态。

——中国伙伴关系注重加强关系联结的纽带。中国伙伴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引下，注重加强国际体系社会化和成员间彼此联系与认同，这有利于形成道德和机制的双重规范，在国家间长期博弈的互动中加强彼此约束，为开展合作建立有序基础。为此，中国伙伴关系注重突出历史和地缘联系，为伙伴关系建立身份认同寻求共识。中国伙伴关系中因而存在颇具人情味的定位表达，如“好邻居”“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好同志”“亲密伙伴”“南南合作的典范”以及“不同发展道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等，这既增进了伙伴关系的情感认同也让伙伴关系建设更具灵活性。

——中国伙伴关系逐步走向机制化的道路。作为中国在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的组织形式，伙伴关系以声明和备忘录的形式确立伙伴关系定位，以总理定期会晤、政府磋商机制、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以及各级别交流与合作机制保持国家间关系往来和沟通渠道并通过能源、投资、人文、经贸、地方、执法安全、战略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得以实践和深化。在确立双边交往框架的同时，中国伙伴关系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利用多边合作平台，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空间传播，并利用国际机制促进各国战略对接，这就让伙伴关系不仅服务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亦强化了国家间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

（三）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的比较研究

伙伴关系不可避免会将它与同盟关系进行比较，混淆二者的内涵容易形成“中国伙伴关系没有实质意义”“战略伙伴关系是准同盟”等认识偏差，这对正确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伙伴关系非常不利。

同盟关系是重要的国际关系形式，主要有在双边和多边结构中围绕安全合作建立的军事同盟、政治同盟和促进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同盟。同盟是国家权力均势的产物，是有关国家在竞争中为了提升本国的相对权力并防止对方权力的增加，与第三国建立的权力联合。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同盟关系体系主要是遍布全球的美国同盟体系。

从对外关系角度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关系具有本质不同。前者是以经济发展为驱动的互利共赢共同体，具有包容、共赢的特点；后者则是以安全防御为驱动的军事安全共同体，具有排他、对抗的特点。中国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其追求在于共同体内部的吸纳，而非一致对外，为此伙伴关系以共同利益弥合敌我分歧，逐步淡化国际秩序的霸权主义和等级结构的色彩。西方的伙伴关系在“民主和平论”的基础上达成关系内部的安全利益和民主认同，并通过强化联盟体系来维持集体安全，但这并不能根除大国竞争或军备竞赛的外部威胁。这种本质差异表现在外交关系上就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没有敌对国家，认为没有达成伙伴关系的国家不是威胁对象而是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则始终认为有对其和盟友造成威胁的竞争者和敌对势力。实际上，二者差别也产生了面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开展对外交往的不同路径：伙伴关系选择尊重差异，在发展中缓和分歧，着力应对共同问题；同盟关系则倾向于遏制安全威胁的发展，这在实践中加重了国家间相互制衡，埋下了人为构设的冲突隐患，并限制了新兴国家的发展空间。

对中国和美国来说，伙伴关系网络和同盟关系体系分别对两国的大国外交起到了重要的外部支撑作用。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外关系体系中不只有同盟，还有伙伴关系，即美国外交体系中按友好程度依次为同盟、朋友、伙伴及其他外交关系，美国通过伙伴关系发展国际合作，调节同盟关系的功能，巩固安全合作网络。对于中国来说，将排他性的同盟关系融入其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外交关系网络中，这在未来仍没有多少可能性，中国会在伙伴关系框架下，继续促进经济与安全领域相互交融的竞争与合作。

中国伙伴关系的核心价值在于合作共赢，其主旨在于：以增进国际合作来顺应全球化进程，以利益交融驱动友好往来，以权力扩散深化相互依赖，以此扭转传统对外交往中零和博弈的局面，实现伙伴关系的互利共赢。

针对中国以合作形式开展外交关系，人们之所以存在较多的疑虑，是因为中国的伙伴关系究竟如何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和推动中国外交。这不仅是伙伴关系表述问题，而是现有的中国伙伴关系合作已经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对外发展伙伴关系需要面对下述理论和现实挑战：

一是经济合作在缓和大国权力竞争方面存在有限性。时殷弘在分析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时发现，经济上的合作互惠或互相依赖的缓冲作用有其限度，并且合作本身也会产生重大矛盾、猜疑和战略纠葛，“经济优势的存在势必导致对战略优势的追求，经济劣势的生成则难免引发对丧失战略优势的恐惧”，于是就会出现经济/战略协同关系造就的战略竞争性和对立性。

二是伙伴关系合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可能引发竞争，产生消极的战略影响。林民旺在研究印欧战略伙伴关系时指出，因印欧贸易结构与中欧贸易结构相近，2013年印欧战略伙伴关系“受阻”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形成利好；印欧关系受阻后，印度强化了与美国、日本的外交关系，在地缘战略上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三是伙伴关系合作对伙伴国可能未达到预期的影响力。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伙伴关系中投入了大量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但在一些合作中却出现了对方的投机行为，即伙伴国乐于利用中国无附加条件的资源，一旦出现更好外援，则会放弃与中国合作。这反映了伙伴关系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形成关系黏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相应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一些伙伴关系合作在实际操作中因该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因素或其他原因，影响了合作进程，进而使中国国家形象和伙伴关系实践受到诟病。

当前，我国伙伴关系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如果伙伴关系在战略设计上存在不足，将难以保证中国和伙伴国的相互交往都能达到预期目标。为此,需要深入探析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流动，洞察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

（一）利益分配

共同利益是中国伙伴关系开展合作的驱动力量，是相互依赖状态下国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并通过双边、多边和全球三个层次的互动得以达成。中国伙伴关系正是要避免简单的“好和好或恶与恶交换”互惠，实现基于不同合作目的、共同发展方向的各自利益，处理好由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联结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

首先，中国伙伴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处理利益关系。若将伙伴关系网络看作是以共同利益维系的共同体，那么同质利益合作和异质利益合作就会并存其中。同质利益合作意味着在中国以合作互惠或战略布局发展伙伴关系时，对方也有这样的需求，因而可以同向而行，达成合作共识。在这样的合作中，即使国家实力、发展诉求存在差别，但因为利益的同质性，合作双方可在合作中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协调彼此行动，从而在合作中形成协作、搭便车等状态。异质利益合作意味着合作双方在自身发展和战略布局中存在需求差异甚至存在竞争关系，但基于彼此对冲突和竞争的共识性认识而愿意以和平方式缓和或化解分歧，因而可以开展补偿性合作，即在协商中利益受损的一方可以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中得到补偿，或合作一方立足长远，暂时让步部分利益以避免冲突，使彼此能够维持或改善合作现状。

其次，中国伙伴关系以发展式的合作处理绝对利益分配。针对由于异质利益的存在而在单次具体合作中可能产生的绝对收益不均衡的现象，中国伙伴关系应保持发展的动态性，应根据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与实际需要而适时调整伙伴关系合作框架，不断增进国家间合作内容，从而在长期发展中维护伙伴国彼此收益。当前中国伙伴关系主要基于共同利益从经济领域起步，扩展至安全、政治以及文化等领域，并不断深化合作程度。这既是保持伙伴国在发展中受益，也是将经济关系作为伙伴关系的基石，保持国家关系的稳定性。

最后，中国的伙伴关系通过在多种合作领域和层次间积极进行利益调试来处理相对利益分配。针对异质利益的补偿性合作，中国伙伴关系应面向发展大局，以双边合作带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双边和多边协作，进而整合各领域各层次的合作不断拓展利益空间，推动国家关系向战略性深化。

（二）权力流动

当前中国伙伴关系以经济往来为主要内容，但伙伴关系核心仍是政治,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在伙伴关系的各领域各层次合作中的有序运行。中国要通过伙伴关系积极融入并塑造国际体系，为国家间共同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减少因大国权力不公正、不合理运行所导致的关系紧张、资源不均等问题。为此，中国在伙伴关系合作中通过调整国家权力流动，促进国家间权力有序转移和多元扩散，以此保证伙伴关系的地位平等和公平正义。

在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国际社会的权力主要在大国间流动，通过大国间的权力竞争，形成了一超多强、两极争霸、多极制衡等形态的国际格局。在权力转移的探讨中，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发生权力转移中国家的状态，以此作为是否会出现冲突的依据。在近年关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讨论中，国内学者已指出其思想误区及其在解释中美竞争关系中的不适用性，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提出了中国方案以超越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认知。与此同时，权力转移研究中还应继续细化权力的类型，以权力的多态性探讨权力转移的发生方式与方向。

迈克尔·巴尼特和雷蒙·杜瓦尔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即权力是在社会关系本身和互动的影响下，行为体决定其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在制度规范和行为体互动两个层次下通过直接或间接、特定或普遍的关系中形成并发挥作用，权力被分为“强制性、机制性、结构性和生产性（或建构性）的权力”。迈克尔·曼认为权力是通过支配人们的环境以追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并将之分为广泛性、深入性、权威性和弥散性四种权力类型,尤其强调弥散性权力是指“散布于人口之中，让人服从于它而浑然不觉的权力”。这实际反映的是权力的扩散和渗透。福柯在关于权力的存在及其本质的陈述中进一步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且具体入微。在整个现代社会，弥散性的权力已经侵入生活各个方面。对权力进行社会性的考量，说明了权力有多种运作形式，这为不同国家都留有了表达自主意愿的空间，也凸显了法律规则对权力的规范作用。

当前，除了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国际社会中的权力还有两种流动方向：其一是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扩散；其二是从大国向中等国家和小国甚至非国家行为体流散。这不仅促进了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趋势，也促进了政治权威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等。这一切都为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提供了权力基础。在此意义上，伙伴关系将避免因国家实力不对称等权力因素影响国际合作中正常的利益分配。这需要中国在发展伙伴关系中革新权力流动的理念，不盲目参与大国权力竞争而陷于发展困境，在权力有序转移和扩散中促进国家间良性竞争。

（一）多元化的中国伙伴关系类型

当前，中国建立了不同称谓的伙伴关系，并在合作中深化和升级与伙伴国的信任与合作。中国与不同的国家发展伙伴关系进展不一，使中国伙伴关系整体上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这既是伙伴关系在操作层面的落实效果，更是伙伴关系在战略层面的长远布局。

中国伙伴关系有三种构建和形成方式：建立、深化（加强）和升级。建立是中国与伙伴国达成伙伴关系；升级是提升伙伴关系的层次；深化（加强)则是在现有伙伴关系层次上继续深入伙伴关系合作。目前中国伙伴关系还未出现降级或终止的情况。

在伙伴关系建立和发展中，中国伙伴关系大体分为友好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三个层次。友好伙伴关系是初级的伙伴关系，伙伴国之间在独立自主、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开展国际合作上具有共识。合作伙伴关系根据两国关系实际情况，在共同利益之上逐步建立发展方向和框架,能够在具体领域展开有实质内容的合作。随着国家合作的深入和互信的达成,双方对彼此的关系定位有较高期望，而中国对外达成的战略伙伴关系，已超越具体领域的合作，是基于彼此的国家战略和区域、国际形势，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机制，从而可以实现在彼此、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开展长远的合作与协作。

在每个层次的伙伴关系下，还有更为进一步的外交话语修饰，有针对性地描述伙伴关系所处状态，这包括以全天候、全面性和全方位描述合作范围，以协作和合作描述合作程度，以新型与创新、互利与互惠等描述合作特点等。

我们较难从当前伙伴关系的类型和合作内容上区别伙伴关系的性质。首先，伙伴关系的合作内容主要根据不同类型国家交往的实际情况展开，同类别伙伴关系不易比较其中的差异。其次，签订伙伴关系的声明可能与达成伙伴关系实践存在时间间隔,这使得国家交往的实际情况并不限于定位表达。最后，伙伴关系处于动态发展中，一些伙伴关系虽然可能存在现实阻碍，但仍有提升的空间。应该说，中国伙伴关系的类型反映了双方既立足长远又基于现实的关系定位，这是由两国国家实力、资源禀赋、战略共识以及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同时受到现实战略和操作层面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现有伙伴关系类型体现了中国在发展伙伴关系上有较强的类别意识，形成了伙伴关系在亲疏程度上的差异性。这凸显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具有更高的战略意义，更能为伙伴关系网络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一些与中国尚未建立伙伴关系或伙伴关系层次有限的国家，仍也可依托多边组织和机制的合作框架与中国展开合作。

（二）层次化的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建构

近年来，中国积极在伙伴关系框架下同各国各地区在不同领域展开友好往来和国际合作，逐步建立起遍布全球的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在全球范围主要依据地缘、经济、安全和人文关系的自然情况来发展伙伴关系布局,建立以中国为核心向外扩散的伙伴关系网络，这表现为四个地理空间上的同心圆（如图1所示）。

第一圈是周边国家，目标是稳固周边局势，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在周边国家框架下处理与中亚、东亚、东北亚等区域国家的关系，并不断拓展周边外交的内涵，打造大周边外交。中国已在周边地区发起了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等多项倡议，并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自贸区建设，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稳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

第二圈是欧亚大陆，主要是为防范西亚、中东地缘风险，加强亚太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连结。在中国向东发展面临较大的地缘阻碍的情况下，需要依托“一带一路”，穿过中亚、西亚连接大西洋区域和亚太区域，打破热点地带对两大区域的阻隔，拓展中国国际战略空间。当前，“一带一路”发展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冰上丝绸之路三条路线，以此深化各区域之间在物资、政策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加强不同区域间的沟通与融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伙伴关系存在较高重合度，这表明伙伴关系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依托。

第三圈是大国关系，旨在增进与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区域国家间的南北对话。中国致力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在此范围，中国不仅重视与大国发展伙伴关系，也与本区域次要力量建立伙伴关系，为伙伴关系区域网络建立支点。

第四圈是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扩大与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中国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引，尊重多元文明，维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力求优势互补，共同面向未来，其中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中非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都是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建设依托。伙伴关系网络中的每个同心圆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彼此存在范围重叠，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穿插其中，由此形成了中国的非均质辐散式复合型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将加强欧亚非大陆融合和全球陆海空间的整体命运联结，但这不会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关系网络的单方面成长，而是各国对体系发展意愿的共同体现。

伙伴关系需要管理。首先，尽管中国伙伴关系带动了国家间经济联系和政治参与，但这种合作能否如预期那样支持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中国的发展，仍是不确定和不可控的。其次，从伙伴关系的内部看，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尽管在发展，但仍会存在短期难以消弭的历史问题、制度观念差异以及涉及领土争端等核心和重要利益的分歧，这可能会导致关系产生不够稳定牢固且具有脆弱性和复杂性的现象。最后，伙伴关系会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产生新的疑虑和竞争问题。加强关系管理是为了保证伙伴关系的稳定长远发展，使中国与伙伴国共同利益能够契合伙伴关系的发展目标，并避免负面影响而使伙伴关系产生敏感性和脆弱性。通过加强伙伴关系管理，一方面在于促进伙伴关系网络更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于防范伙伴关系网络中的问题和风险。

（一）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国家分类

在时间和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与所有国家都充分发展伙伴关系，应根据中国与伙伴国彼此利益诉求、战略定位，对伙伴关系网络中的伙伴国进行进一步的类别细化，有重点地发展伙伴关系，使伙伴关系网络在促进中国外交上达到整体最佳状态。为此，可在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中将伙伴国分为四类：

——节点国家。它们是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区域主要力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次区域力量以及处于网络重叠位置的国家。区域主要力量和次区域力量在不同地缘圈、文化圈、经济圈占有重要地位，处于网络重叠位置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于多个交往框架内，具有较多的自然、经济和关系资源。这三类国家对区域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较大，中国需要与这些国家在战略上保持积极的沟通与合作。

——支点国家。它们与中国有较多历史渊源或现实利益联系，并与中国具有较多的战略共识和身份认同，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持和资源支持。

——风险国家。是指因自身发展或区域环境存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风险而可能影响伙伴关系发展的国家。对此，中国需要基于双边、地区以及体系环境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予以充分重视，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参与国家。即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大多数国家。这类国家可能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中国的合作相对有限，但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中国的大国地位需要得到它们的支持和认可。在此基础上，可基于两国发展的战略需要，通过开展合作、控制分歧，不断为彼此发展带来新机遇。

（二）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管理指标

管理中国伙伴关系的总体目标在于保持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伙伴关系网络的持续运作，进而助力于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此，伙伴关系管理的重点在于提升伙伴国共同利益的契合度、加强伙伴关系的稳固性以及管控伙伴关系的竞争性三个方面。

——加强稳固性。提升伙伴关系的稳固性是为了夯实伙伴关系的发展基础，降低双边关系的脆弱性与敏感性。伙伴关系的发展基础是两国根本利益，它又会根据国家发展意愿不断深化拓展。伙伴关系的脆弱性表现在高等级事务会让步于低等级事务，敏感性表现为伙伴国发生问题或区域形势变化对伙伴关系的影响程度。中国的伙伴关系框架主要在于开展经济合作，出现涉及安全的问题时就会影响国家关系的稳定性，这是当前伙伴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升亲密性。中国与伙伴国在合作中彼此受益，并有重点地在伙伴关系网络中布局支点和节点，这种合作和侧重是为了使伙伴国对中国的发展和主张有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对此，可通过观察评估中国与伙伴国开展合作的领域、深度、机制建设和在重要国际事务、热点问题上的相互支持程度，予以衡量并做出改进。

——管控竞争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间竞争是难以避免的。立足于超越冷战思维的伙伴关系，要提升对竞争发展的控制能力并增进处理竞争的协调能力。在具体的管理中，中国要注意区分伙伴关系内部和外部的竞争、与大国和小国的竞争，以及不同领域间竞争与合作的相互影响。

这三组管理指标可以很好检验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深度，即在国际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家是基于何种发展意愿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是将中国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存在利益冲突的竞争者抑或是一时的经济、安全合作伙伴？这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价和确定。

（三）中国伙伴关系的管理路径

中国发展伙伴关系，要始终坚持服务于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要根据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程度来评估伙伴关系的功效，并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

——结构化。加强伙伴关系的结构化就是在伙伴关系的类别和指标管理的基础上，使伙伴关系网络更有层次性。作为大国，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涉及较多成员，具有高度中心性，因而需要有足够多的节点和合理的结构布局，并在现实发展中将此突显出来。为此，中国要基于伙伴关系网络成员类别和管理指标，给予伙伴关系网络更为清晰的层次定位；在同一层次中，将支点国家和节点国家均匀嵌于其中，并进一步细化不同国家在伙伴关系网络中的作用。

——功能化。中国需要基于伙伴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功能定位，提升伙伴关系网络的全面性和战略性布局的完善性，进而明确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的功能，从而更好地确定中国伙伴关系的成本投入，其中包括需要投入哪些资源、资源之间如何分配和转化等。

——机制化。中国在发展伙伴关系中要逐步机制化，促进伙伴关系话语转为规范性权力。这首先是为了便于开展伙伴关系框架内的沟通与合作，降低沟通成本；其次是为了强化伙伴关系氛围，带动关系的持续建设；再次是为了在形势变化后确保伙伴关系的内核仍能发挥作用，降低风险成本；最后是为了通过机制建设情况明确伙伴关系所处状态。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赋予伙伴关系以新定位。随着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布局的完成，中国应加强对伙伴关系和伙伴关系网络的管理，让伙伴关系网络在促进中国发展和国际体系转型中都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学界对伙伴关系研究刚刚起步，本文仅基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伙伴关系实践建立了分析框架，还有更多理论和方法问题有待进一步地探讨和验证：首先，如何基于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视角为中国伙伴关系构建理论基础，解释并指导中国伙伴关系实践；其次，如何量化伙伴关系分析框架和管理指标，建立伙伴关系模型，从而更为科学地观测伙伴关系网络；最后，如何将对伙伴关系的理念设计运用于中国外交中，帮助处理中国外交的现实问题。总之，要基于现实需要，从理论、方法和历史三个方面继续推动对中国伙伴关系的研究,既要关照到每一对伙伴关系的特殊性，亦要将其置于伙伴关系网络中，看到关系变化的联动效应，整体性地做出科学决策。（注释略）